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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症时代大量都市人群主动对号入座成病人-【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1 22:57:52 阅读: 来源:防腐胶带厂家

网导读:众症时代拖延症、囤积症、选择障碍如何改变我们?拖延、囤积、焦虑、注意力匮乏、“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

众症时代

拖延症、囤积症、选择障碍如何改变我们?

拖延、囤积、焦虑、注意力匮乏、“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语言学习狂热症”……似乎突然之间,这样古怪的病症在都市人群中大面积爆发。病因暧昧且无计可施。

实际上,这些“病症”处于某种心理障碍和真正的疾病之间。它更像是一种对于当下精神状态的精准描述。这些“病症”的出现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特征息息相关。一方面,人们承受着现实世界巨大的压力;另一面,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的另一个外挂“器官”,不断填喂信息,在弥合人们信息焦虑的同时制造着更大的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症”都是人们对于自身不安全感、焦虑和恐慌的对抗与解压,同时更是这个时代病灶的映射。

时代“病人”

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越来越多奇怪的“病症”被发现或者被命名。它们的背后是这个时代所有人无法抵抗的巨大的焦虑

2000年,整天为工作焦虑、苦恼到“很想跳楼”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开始构思一部与现代都市生活相关的漫画作品。他构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对烦恼的夫妻“焦虑二人组”, 全身贴满创可贴、身心都容易受伤的“OK绷人”, 用铁链都拴不住的购物狂“狂买症”,以及每天为各种理由而自杀的“自杀三兄弟”。11年后,这部名为《大家都有病》的漫画集结出版,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大家都有病”正在成为中国当下都市人群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自嘲“神经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购物癖”。

对于网络新人类而言,“病症”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医学词汇,它被网友们广泛接纳,其字面含义也在被无限放大。在豆瓣网,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疾病小组”,有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还有“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如果你在豆瓣小组搜索带有“症”字的小组,数量竟然高达475个。

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动“对号入座”成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拥有真实精神症状的“时代病患者”也在网络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国社会面前,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坚强得跟得上它前进的步伐。

“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网名)在网上闲逛,偶然发现了几个帖子,里面介绍了一本叫做《战胜拖拉》的书,以及楼主与“拖拉”作斗争的经验。帖子隶属于一个豆瓣小组,它的名称是“我们都是拖延症”。

这是Pole第一次听说“拖延症”这个词。她正好连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司法考试,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而最后基本裸考,”她这样回忆。“拖延症”这个新鲜的名词让她大为激动。“哎哟喂,说的就是我啊!” 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组织了!”

Pole立即决定“一定要治病”。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拖延症是一个契机,我自己的内心告诉我需要停下来跟我谈谈。”

在“我们都是拖延症”管理员高地清风看来,绝大多数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这样发现“组织”的。很多人接下来的感受基本一致:高兴地把自己归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让人解除掉在拖延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为很多人原来觉得自己懒、没用,心理压力非常大。”高地清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原来也是一个拖延者,曾经为此错过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最早加入“我们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当时小组已经成立了一年半时间,人数有两三千,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跃,“在里面都闷着,大家都比较绝望。”高地清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小组内部对拖延原因的积极讨论,并组织研究国外相关资料,介绍各自跟拖延对抗的经验。他形容,当时的小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现象一点一点地拼出来。

现在,高地清风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上这样写:“拖延症一词定义者……致力于批量帮助拖延者”。他认为,“拖延症”一词最早就来源于豆瓣。

而除了拖延症而外,更多的“病症小组”开始在豆瓣网上发酵。2006年起,“抓狂症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复症)”“间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等小组相继建立,类似的小组还包括“外向孤独症”“密集物体恐惧症”“被害妄想症”“单曲循环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还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拖延症小组。

拥有自发、即兴特质的“豆瓣小组”是豆瓣网除“读书”外历史最久的产品,它比传统论坛更具体、细化,从而带来了更为细分、拥有共同兴趣、话题和情感倾向的一批人群。

这些新鲜好玩的小组名称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很多人立即对号入座。在一个囤积症的帖子里,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我忽然豁然开朗,心想既然有这个病症就证明患者还不少,然后非常安心地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围的人都觉得你奇怪也要坚持做自己啦”。而与此同时,更多“病症”网友也开始在QQ群里集结。

那段时间正是社交网络在中国迅猛普及的几年。拖延症、社交恐惧症的文章、漫画,从开心网、人人网一直被转发到后来兴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辐射。

实际上,上述绝大多数病症都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范畴。高地清风认为,“拖延症”就是一个网络词汇,“是中文网民的创造”,它火起来的原因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深深共鸣”。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拖延症:“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他们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

在网络疾病开始引人注意之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就对这样一些“都市类疾病”有一些更为直观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开始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当时中心刚刚成立,学生来访者便络绎不绝。

“我很懒,没有意志力”,一些学生说。另一些人的问题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后一刻”,或者“制订了很多减肥计划,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么办?”

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敢松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北大学生只能去校医院心理科,而上述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在那里被大量发现。李松蔚曾跟同事们猜想,校医院需要收费,大概这样一些拖延状况还远远不到让同学们花钱去看病的程度。

而李松蔚渐渐发现,这些“不起眼”的状况对一部分来访者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

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内地的“高考扩招”政策进入了第7个年头。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剧增速的招生规模,其他国家恐怕还没有过。

扩招之后,就业压力的逐渐出现几乎成为必然。2005年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曾对《新京报》表示,自杀的学生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开始产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

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

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疯狂的焦虑心理”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坚持。”

高地清风本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媒体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精神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全身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媒体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

微博引发了又一波媒体对拖延症的报道高潮。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当年以“拖延症”为关键词的报道,竟然多达近40条,就连《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词。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感觉关于拖延症的讨论铺天盖地了,”高地清风说,“一流行开,自称拖延症就变成了一种现象了,变成一种时尚。”

与此同时,豆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在高地清风的回忆里,2010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职业生涯教育机构”的老师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并推荐了豆瓣小组。这本书带来了小组成员的一次暴涨,“一天涨了两三千人”。目前,“我们都是拖延症”的人数已经达到11万多人,成为豆瓣关注度最高的小组之一。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么病啊’,”师晓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

“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这相当普遍,”师晓霞说,“整个时代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恨不得人人焦虑。”

一个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么,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

经过深入了解,师晓霞发现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譬如选择焦虑。家里人对她期望很大,想让她出国,但她十分犹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她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积症:她所有的电子照片、信息都不舍得删,此外还经常翻来覆去地归档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这让她非常痛苦。

“这都源于她对未来、对家庭的不安全感。”师晓霞说。

如今,很多心理症状都跟整个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传文档、电子书或其他资料,就会不停下载。信息堆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也不见得会去看。“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时代落后了。”师晓霞说。

还有的人疯狂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考资格证,囤积知识,“背后都是焦虑。怕自己走在时代的后边。”师晓霞说。她有一个朋友,在学习方面花了好几十万,但这些知识到最后并没什么用处。

近两年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物质的丰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李松蔚形容,选择太多是一种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后很痛苦”。曾有一个来访者对李松蔚诉苦,自己总是忍不住在网购前把淘宝各店铺所有的价格都比上一遍,每次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比如要买一件新东西,她先在淘宝上搜型号,再百度一下、知乎一下,在大量不同的说法寻找可信说法。好容易确定下来型号,她还得在店铺里海量搜索不同价位的商品,并且浏览买家评价。

李松蔚发现她多多少少有一点选择焦虑和拖延,而且程度不轻。“她的收入很高,不会在乎那几十块钱的差价。但她把省钱当做一个自己相信的目标,其实是为了逃避工作。”他说。

“囤积症”实际上是一个病理行为,但过去很少听说。在十年前淘宝还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病症”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的内心也许跟不上如此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在所难免。

过去,特定时代下产生的心理流行疾病并不鲜见。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贵妇们动不动就会夸张地晕倒,需要闻一闻随时携带的嗅盐才能好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疾病不可思议,而它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一种常见心理疾病“癔症”,其另一个翻译是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曾认为这是由女性的生理构造引起的病症,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跟那个时代的禁欲有关的一种心理疾病。

在中国,20世纪中叶到1980年代,精神病院有很多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木僵”,即行为动作处于完全的抑制状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是当时过于普遍的抑郁症所导致的。今天的精神病院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病例。

近30年是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产生“网瘾”等时代性心理问题或病症并不奇怪。2004年,《医药与保健》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悄然而生的“时代心理病”》,提出了信息焦虑症、成功后抑郁症、疯狂购物症等“病症”,并指出原因是“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工作压力大、紧张度高,生活节奏快”。

“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也觉得从零几年开始,整个人的心态都变了。很慌,社会好像在不停变、发展,自己好像稍不注意就会被抛开。”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近来发现,二三线城市的人似乎也愈发焦虑了——也许微信、电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那里的人们也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一线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车,想出国旅游,买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线都市大量出现的婴儿游泳馆、早教中心、国际学校,愈发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有一个著名观点: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过去的时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时代——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人们心安理得;而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把这个理论放到目前的“重症时代”来看,似乎更有意味。 ★本刊记者/万佳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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